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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皋:一个“从人到神”的典型案例

一、西蜀的困局

唐朝是中原历史的豪劲时代,但这段岁月里豪劲的却不止唐人。

在李世民摧枯拉朽干翻突厥的同时,松赞干布横扫高原其他政权。

两个迎头相撞的巅峰时代,结果是在之后150多年里,死磕了170多次。

在川西方向,唐蕃军事冲突由来已久。

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凭借川西诸羌的认同与配合, “寇松州(松潘),侯君集帅三总管兵以伐之”,开启了唐蕃百年战争的序幕。

但此后数十年间,两军你来我往的交手均无太多斩获,战争态势处于相持之中。

高宗凤仪二年(677年),唐军在四川茂汶西筑安戎城。

但不成想,这座占据险要之地,本为防御吐蕃而建的城堡,不久便被

蕃军借当地羌人的支持而夺取,反到成了吐蕃的战略支撑点。

此后六十年间,唐军多次图谋夺取均未成功。

738年,剑南节度使 王昱调兵遣将,在左近另筑两城,试图以长期围困将其拿下。

但吐蕃军队大举增援,在蓬婆岭下大败唐军,王昱只身逃脱,被贬而死。

李隆基主政唐庭后,对牢牢钉在边境区的安戎城耿耿于怀,曾亲自主持作战部署。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在南诏国的联络下,剑南节度使 章仇兼琼联络上了安戎城内的 翟都局。

当年三月,翟都局等人作内应,放唐军入城,尽杀吐蕃将士,安戎城落入唐军手中。

吐蕃于6月、9月两次派兵复夺,均被唐军击退,兴高采烈的李隆基,将更名为 平戎城,以夸耀功绩。

但好景不长,南诏国背离和安史之乱的双重打击,彻底改变了两国的战争格局。

756年(肃宗至德元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吐蕃、南诏联兵进攻剑南, 巂州(四川西昌)、 会同相继失守。

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蕃军连陷 秦、渭、成、洮、河、兰、岷、廓、临、原等州郡,川西地区的 松州、 维州(四川理县东北)、 云山城也被收入囊中。

而为拿下唐军严防死守的重镇维州,吐蕃甚至谋划二十年,使出了一招“木马计”。

维州周边汉羌杂居非常普遍,吐蕃借助这一有利条件,派遣吐蕃女子入城生活,嫁给守军官员连生了两个儿子。

二十年后,孩子在城里诸羌中,渐渐有了声望。

当吐蕃再来攻城时,二子联合其他羌人,突袭守卫打开城门,蕃军一贯而入,维州就此陷落。

夺下维州后,川西形式遽变,吐蕃以此为中心的防线再无弱点,吐蕃赞普 赤松德赞也在大喜之下,将维州改称 “无忧城”,意为 “川西无忧”。

此后,川西再次形成相持局面,严武、李晟虽数次击败蕃军,但难以改变吐蕃、乌蛮、南诏联盟占上风的态势。

二、砝码型的南诏国

吐蕃的疆域急速膨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公允的说,这种印象主要源于河陇地区,依仗青海、甘南的地形便利,吐蕃铁骑对唐军实施了疾风暴雨般的打击。

最终,以截断河西走廊,鲸吞陇右州郡了结。

但在沟谷纵横的川西群山里,唐蕃两军都打得极其挣扎。

一众大大小小的砝码势力,成了左右战争走势的变量。

南诏国作为体量最大的砝码,在唐蕃间的亲疏向背,成了左右天平走向的关键因素。

按照唐人对周边族群的归类, 南诏也属于乌蛮之一。

这个地处最南的部落,却最早(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遣使入贡,获得了唐庭的支持。

在时任剑南节度使 王昱的支持下,737年(开元二十五年)南诏首领 皮逻阁胜河蛮诸部,取 太和城(大理古城南),唐玄宗赐名 归义,封 云南王,是为南诏立国之始。

随后,南诏国相继干掉了,另外五个在唐蕃间摇摆的部落,从散装的乌蛮中脱颖而出,成了苍山洱海最强大的地方势力。

至此为止,南诏国还坚定的站在李隆基身边,安戎城之战中,南诏便送去了一记神助攻。

但地位的提升,会改变人的想法,这点对政权也一样。

当羽翼渐丰的南诏,开始谋求在诸蛮中施加更大影响时,发现唐朝成了起飞路上的大石头。

尤其,继任剑南节度使 章仇兼琼,发现唐朝势力难以掌控滇东地区,便开始修筑道路,兴建安宁城(云南安宁市)。

这极大刺激了群蛮和南诏,直接诱发了两次天宝战争(天宝十年、十三年)。

在 章仇兼琼、鲜于仲通、杨国忠三人的指挥下,十六万唐军客死他乡,关中军力空虚,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唐朝的强硬威逼,将南诏推向了吐蕃阵营,751年(天宝十年)南诏国王 阁罗凤遣国中贵族60余人,入拉萨朝见吐蕃赞普。

赤德祖赞倒履相迎,约为兄弟之国,封阁罗凤为 南国大诏,号 东帝,给金印,改南诏纪年为 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

以吐蕃为轴心,南诏、乌蛮为两翼的战略联盟形成后,川西唐军的日子愈发难过,蕃军常常在诸羌配合下,绕至背后一击致命。

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吐蕃攻陷 松、维、保(四川定廉县)三州及 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 高适不能救。

在吐蕃不断东侵的同时,南诏也先后几次攻入蜀川。

至德元年(756年)陷 清溪关(四川键为县),大历十四年(779年),又合同吐蕃攻 茂州(四川茂县),直达 灌口(四川灌县)。

三、韦皋的组合迷踪拳

779年6月德宗李适继位后,面对江河残破吐蕃威逼的局面,唐朝的对外策略经过了一段联蕃抗回(纥),但联回抗蕃的痛苦转变。

在李泌主持下,一条 “西联大食、北和回纥、南结南诏”的困蕃之策得以实施。

在剑南方向,贞元元年(785年)六月,韦皋走马上任,接替老丈人 张延赏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剑南西川节度使)开始了镇蜀生涯。

韦皋治蜀前,西川总镇历经了 韦伦、严武、郭英乂、崔宁、张延赏等几位节度使。

这些治蜀大员,各有各的弱点,加之吐蕃、南诏不断侵扰 “蜀土残弊,荡然无制。”

公允的说,韦皋的老丈人 张延赏,打仗确实差点意思,但却是位文治能臣。

他在任期间, “薄赋约事,动遵法度,僅至庶富”,给女婿留下比较好的基础。

反观吐蕃和南诏之间,却开始有点别劲儿了。

自从南诏站到吐蕃身边后,虽约为“兄弟之国”、“姻亲之好”,但小弟跟着指挥棒走,是种痛苦的觉悟。

吐蕃图谋扩张疆域,但苦于人口稀少、物资短缺,身为小弟的南诏便成了巴蜀进军的先遣队。

“云南有众数十万,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无数,又夺其险要立城堡,岁征兵阻防,云南苦之。”

尤其川西山高谷深的地形特点,利守不利攻,吐蕃攻势多声势浩大,却获益寥寥。

就在德宗继位当年,吐蕃、南诏联兵二十万杀奔川蜀,神策军李晟领禁军驰援,连挫吐蕃联军, “克维、茂二州,追击于大度河外,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

惨败之余,吐蕃开始甩锅,归咎于南诏军力孱弱,改封南诏国王 异牟寻为“日东王”,降兄弟之国为臣属关系。

就在此时,东蛮鬼主骤旁、直萝衡、直乌星等人突然跑来入贡。

韦皋一眼便看穿了里面的弯弯绕,上奏曰 :“今吐蕃弃好、暴乱盖、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

就在两边眉来眼去时,吐蕃发兵十万攻西川,征南诏数万军屯泸北(泸水之北),

此时, 异牟寻尚未决定与吐蕃决裂,照例出兵协助。

韦皋却趁机下了一剂猛药,他亲笔修书劝 异牟寻弃蕃归唐,却故意让快递小哥送到了蕃将手里。

这封条件优厚的邀约合同,起到了爆炸性的效果。

蕃将遣两万人驻于 会州(四川理县西)防御南诏,顺便阻断了南诏军队的入蜀之路。

异牟寻极度不爽,下令班师,两国的裂痕暴露无遗。

失去策应的吐蕃成了一支孤军,被唐、乌蛮联军痛击于清溪关外。

南诏离散之心愈发明显,吐蕃也因之动作频频,开始在周边势力中 “掺沙子”。

《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吐蕃怂恿南诏勿邓酋长 苴梦冲,截断了南诏与唐朝的陆路交通,并分封周边诸蛮为王。

这做法彻底激怒了 异牟寻,他暗中联络韦皋,引唐军攻伐苴梦冲。

792年(贞元八年)二月,唐军在三部落(两林、勿邓、丰琶)配合下兵入琵琶川,擒杀亲吐蕃的苴梦冲,再次打通了道路。

8月,韦皋在南诏暗中配合下,围攻重镇维州,蕃军虽凭地形之险堪堪守住,但大将 论赞热被擒,朝野震动。

次年五月,韦皋再次兵出川西,连下吐蕃营堡五十余处。

唐军的日渐强势,让弱水流域(大金川水系)的乌蛮诸部开始动摇, 歌邻、白狗、弱水等八部脱离吐蕃内附于唐。

异牟寻也派遣三路使者,分别从 戎州(四川宜宾)、黔州(今四川彭水)、安南(今越南河内)至成都,献上生金和朱砂,以生金表坚贞,以朱砂表赤心。

贞元十年(794年),韦皋的使臣到达南诏都城 羊苴吁城(云南大理)。

异牟寻尽杀城中蕃使后,恢复南诏旧号,与唐使在点苍山神祠盟誓,约定 “共逐吐蕃,以铁桥为界,归汉旧疆宇,共尅金契,永为誓信。”

“点苍之盟”后,剑南西川的战争态势逆转,唐军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

贞元十七年(801年)七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维州之战爆发。

为减轻西北边防的军事压力,韦皋遣部将以步骑2万人9路并进,向吐蕃所属 维、保(四川理县北)、 松(四川松潘)、 栖鸡、老翁城等地发起大规模进攻。

在南诏及乌蛮诸部配合下,唐军在崇山间穿插迂回,多次绕至蕃军背后,曾扰唐朝的噩梦,被施加在了吐蕃身上。

至十二月,击溃蕃军16万,取城7座,军镇5座,焚毁堡垒150个,斩万余人,俘6千余人,降3千余户,生擒大相 论莽热。

维州之战详见:《 帝国嗜血——唐蕃转折之战 》

从整个唐蕃战争的格局上看,如果说安史之乱是使吐蕃占据主动的转折点,那维州之战就是另一次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大战。

维州之战后,唐蕃战争格局再次回到了平等相持的阶段。强盛一时的吐蕃,已走上了下降通道,无力再对唐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四、支撑战争的钱粮之路

韦皋镇蜀21年间, “凡破吐蕃四十八万,禽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新唐书·韦皋传》)

如此赫赫之功,当然离不开将帅谋略、士兵勇敢,但韦皋也不能光拿嘴忽悠人,支撑大规模作战的依旧是真金白银。

按西川军备3万5千人估算,一年光粮食消耗,便达七万石之多。

而为鼓舞士气,韦皋从不吝惜赏赐。

“韦皋在西川,凡军士将吏有婚嫁,则以熟锦衣给其夫氏,以银泥衣给其女氏,又各给钱一万,死葬称是,训练称是,内附者富赡之,远游者将迎之,极其赋敛,坐有恰力。”

再加上营建新城、笼络外族、广建寺院、建造乐山大佛的费用,可以说韦皋的治蜀之功,是拿钱粮硬堆出来的。

那钱是从哪里来的?

朝廷的财政拨款就别想了,德宗不但没钱帮衬,剑南道还得上缴赋税。 另外,为博取皇帝信任,韦皋还得给李适上缴零花钱。

如此巨量的消耗,蜀地经济不但没垮掉,反而蒸蒸日上成了唐朝的支柱。这就不能不说韦皋的能力超群了。

为保持吃饭问题,韦皋先是在蜀地狂修了一遍水利设施,而后又对内附诸蛮给田、给牛,帮其安家耕种,扩充农业人口。

同时,茶、麻、蜀锦、造纸等拳头产品,都得到了飞速发展,闻名遐迩的“薛涛笺”,便是此时期蜀地手工业的代表作。

另一个“核武器”级的物资—— 蜀盐,也被韦皋牢牢捏在手里。

四川自古便是产盐之地,唐蕃南诏曾为争夺昆明城(四川盐源)的盐业资源,打得头破血流。

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吐蕃从唐朝手中夺取昆明城,但吐蕃制盐技术相对较差。

贞元十年(794年),南诏驱逐吐蕃收昆明城,开始以汉法制盐。

贞元十七年(801年),韦皋麾下的西川唐军,再次从吐蕃手中复夺。

韦皋手里的蜀盐,不但提供了巨量的赋税收入,还成了拉拢诸羌的战略武器。 “每有来附,辄以盐米相赏。不驯,则以盐茶控之。”

蜀地物资产量颇丰,还得能运出去,才能换成养兵的小钱钱。

为此,韦皋先以军事手段拿下重镇 巂州(四川西昌),打通了蜀、滇两地的交通。

而后,又发挥基建狂魔的祖传基因,广征民夫在难于上青天的蜀地狂修道路。

韦皋 “开路置驿”的措施,吸引了各地商旅,以西川为中心,进行货物流转。

茶、绢、麻、布、锦、药材、食盐等商品,在吐蕃截断丝绸之路后,形成了经川滇至印度的新丝路南线。

西川商业的极度繁荣,将成都提升为唐代最繁华的商业都会之一,有 “扬一益二”之称。

繁荣的商业,给蜀地带来了庞大的税收。

德宗朝实行的两税法,讲究 “量出以制入”,以减轻百姓负担。

但韦皋治蜀期间,却在正税之外又加税,并专门对茶商课茶税。

即便如此,成都的市场面积依旧爆炸式的增长,以至于为应对需求,韦皋不得不剑走偏锋,释放土地资源。

“太尉中书令南康王韦皋节制成都,于万里桥隔江创置新南市,发掘坟墓,开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万户,宏丽为一时之盛。”

正是凭借两手都硬的治蜀策略,韦皋在任21年间,蜀地从战乱频仍之地,转变为人心安定之所,成为唐后期仅次于江南的第二财政支柱。

因此,在《唐国史补》中评价其功:

“ 郭汾阳(子仪)再妆长安,任中书令,二十四考,勋业福履, 人臣第一。

韦太尉皋镇西川,亦二十年,降吐蕃九节度,擒论莽热以献,大招附西南夷,任太尉,封南康王, 亦其次也。”

老百姓以“谁能让我吃饱饭,谁就是神佛下凡”的朴素价值观,一手将韦皋托入神位。

“蜀人德之,见其遗像必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镌其文尊讳之”、“蜀人服其智谋而畏其威,至今人(指北宋)画像以为土神,家家祀之。”

于是在晚唐的话本小说里,韦皋被嫁接到了诸葛亮身上,成了 “武侯转世”,特意来为蜀地造福。

这就是韦皋的成神之路,治乱世、成全功、顺民意,而后彩衣加身,位列仙班。

参考书目:

《论韦皋镇蜀》_罗进;

《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研究》_宋志伟;

《唐代云南第一任安抚使韦皋》_潘京京;

《唐朝、吐蕃及南诏在西南地区的角逐》_李中和;

《略论中唐民族调整政策的执行者一一韦皋》_徐才安;

《浅析剑南节度使在南诏与唐朝关系中的作用》_孔红霞、李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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